- 鲁智深为救金翠莲，三拳打死镇关西，但翠莲真的是个好女人吗
- 怎样理解“在凉薄的世界深情的活着”这句话
- 如何判断一个女生好不好追
- 《枫桥夜泊》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
-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北京城破后，为什么不逃亡南方，而是选择了
鲁智深为救金翠莲，三拳打死镇关西，但翠莲真的是个好女人吗
金翠莲出场的时候才十岁，放到现在也就是大一、高三女生。
大脚婶不太符合原著……
当然，在古代绝对是成年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周围还有十六岁的女同学结婚了呢......三十年前，男生二十二岁不结婚，就属于家长没正事儿了。金翠莲和父母从东京来到渭州，母亲死了，剩下父女两人相依为命。她父亲五六十岁。在古代男人过了四十得自称老夫，手里要拄个棍子。金老汉确实年纪不小，得相当于现在人八十岁，失去了劳动能力。
爷俩和郑屠的关系也没那么糟糕，并不是郑屠户强抢民女，不是见到金翠莲就组织手下抢进自己家。他也是保媒下聘，按正规程序走的。按照金翠莲的话讲是强媒硬聘，这一节咱先放一放。但最后金家父女还是答应了。只不过金翠莲给郑屠做的是妾，养在外宅。不是娶进郑家做老婆。
初期金翠莲和郑屠过的不错，她俩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是后来郑屠老婆不干了，出面把金翠莲赶跑。这期间郑屠站在了自己老婆一边，叛变了。按理讲郑家大娘子赶走金翠莲这也就完事了，但中间闹出了经济纠纷，老郑家要追回开始下聘礼的三千贯钱。而且追要这笔钱的不是郑屠户而是郑家大娘子。然后金翠莲说当初就没见过这三千贯。
这事放到现在是不是很好理解？老公在外面包小三，被老婆知道，一查起来，老公这里还有一部分钱对不上帐。这钱是男人自己花天酒地撒出去了还是给小三了、还是给小三买房子用了、还是和小三一起玩给花了......说不清。郑屠实际上做了一个正常男人最正常的选择，事情败露，回归家庭、情人，把破烂事，包括钱都推在了金翠莲身上，于是郑家大娘子去找金翠莲逼债，然后郑屠翻脸，为了家庭合睦，和老婆一伙。
被鲁智深救出来以后，金家爷俩跑到了代州。到了代州以后，爷俩干什么了呢？复制在渭州的经历，让人保媒，给赵员外做了外宅。还是保媒下聘，给有钱人起来当小妾。金翠莲和郑屠、赵员外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走的流程也是一模一样的。好处是赵家的娘子没来找麻烦。
赵家娘子压事，说到这，郑家娘子有没有把自己老公“作”死的嫌疑？
鲁智深先放金家父女走，自己去打死了郑屠，然后逃亡。他们三个逃跑的时间只差大半天。等鲁智深逃到代州又遇见金家父女的时候，金翠莲早就和赵员外过到一起了，可见其下手之迅捷。肯定是熟悉这套买卖，也肯定是在逃跑的路上就计算好了。到代州立即挑有钱人下手。
作者两次直接描写金翠莲，主要特点就是：风流。金翠莲很漂亮、很有风韵，是那种特招风的美丽女子。在酒楼卖唱的时候，虽然很落魄，但也掩饰不住。等鲁智深在代州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富家太太形象，穿着绫罗绸缎，戴着各种华丽首饰，按我们东北话讲：老金家那小媳妇儿，这把可掏上了......
金翠莲到代州立即找了赵员外做外宅，那咱们上面搁置到那个问题，就是她说郑屠说强媒硬保就很不可信了。顶天是她半推半就、矜持一下。当初矜持，过后说自己是不愿意。
金翠莲的工作性质是典型的职业小三。而且是父女协作。她说自己是给有钱人做妾，但她这不算妾，因为妾得娶回家里。她这种养在外面的，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交易。
金老汉带鲁智深回家，见到金翠莲，仨人正在聊天，这时外面吵了起来，赵员外带着几十伙计过来打架。因为赵员外听说金老汉往家里领其他的男人了。这里面的信息含量就大了，赵员外为什么这么紧张？对不对？能给你当情人也就能给别人当情人。金翠莲是有前科，还是在当地赵员外就有竞争对手？还是她这工作性质就允许服务多个客户？
站在古人、道德家的观点上，站在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基础上，金翠莲肯定是坏女人。古典文学也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去衡量。尤其是水浒传的作者，他对女人很明显充满了敌视，更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好女人。
水浒传作者自己的初衷，金翠莲是个不好的女人。
但是站在现在人的观点就会有分歧：首先，得保证人活下去。这是天理。最大的说生存权嘛。
金翠莲是个女子，在古代还要裹小脚，她没有劳动能力。她爹年纪大了，也没有劳动能力。她俩怎么才能活下去？如果谁站出来喊：金老汉为什么不年轻的时候多干活，多赚钱，积攒下家业......这就丧尽天良了。穷人，社会最底层的人，想靠干活劳动发家致富，可能吗？你多干的活，多种的庄稼，都被人家收走了。不管你创造了多少财富，人家留给你的，只能是勉强维持活下去。
有的人鼓动别人辛勤劳动，他准备收割。或者他也是穷人，但就乐意站在主子的立场上说话：你为什么不为社会做贡献？你为什么不多干活。他都明知道咋回事，自己也穷，但他就乐意说这话。这些人就叫丧尽天良。
金老汉作为底层穷人，不只是他自己，他祖祖辈辈干活，也不带发家的。穷人没办法，你攒点钱，一波物价上涨就给你抽走了。来一波拿刀枪的就给你没收了。
金家父女如果想活下去，实际上除了给人家做外宅以外，没有任何路可以走。要么饿死街头，要么给人家做外宅，只能二选一。她想活下去，有错吗？没错。就算金翠莲想当贞洁烈女，不给人家做外宅，自己过。以她的年纪外貌和金老汉，出去就得被强盗抢跑了，搞不好还得落到乞丐疯子手里，还是那么回事。
找个老实人过日子？武大郎啥下场没见到嘛？底层小老百姓娶个漂亮媳妇，日子能过消停？不可能的。害人害己，金翠莲追求的是双赢。她和有钱有势的人搭伙，自己丰衣足食，男方也有自保和保护她的能力。当然，郑屠户输了。
鲁智深打死郑屠以后被官府通缉，他在代州城门看见捉拿自己的。这时候，金老汉在后面一把抓住他，赶紧带回了家。并介绍给赵员外，供养起来。最后把鲁智深送到了五台山。
鲁智深是逃犯，金老汉是知道的。但他依然冒着被连带罪责的风险，主动帮助、掩护了鲁智深。
在家里，金翠莲也没担心被连累，和鲁智深很亲近。
在这点上，金家父女还是守住了底线：良心。
金老汉其实完全可以假装没看见鲁智深，自己躲开这是非官司。因为他是在鲁智深背后。但他没这么干。知恩图报、帮助救过自己的人，看着天经地义，实际上很多人做不到。不论是在水浒传里还是在咱们的现实生活里。金翠莲由于工作的定位，她不可能跟鲁智深做两口子，她只能找有钱人。但她对鲁智深，感恩的心还是足够，这就可以了。
金翠莲肯定算不上贞洁烈女，金老汉也算不上忠臣烈士，但作为最底层的老百姓，没有任何依仗，爷俩在生活上的选择只能说是：正常、可以理解。没办法的事。在情义方面，对待朋友、恩人方面，金家爷俩做的很不错。力量不大，但人家也是尽全力了。也是冒着犯罪的风险去帮恩人，不容易。
比某些梁山好汉不是强多了嘛！
问题说鲁智深救金翠莲......金翠莲是好女人吗？好像是在说鲁智深应该先看看她是不是好人，然后再谈救不救，值得不值得。
但这不是鲁智深的思维。
鲁智深判断该救还是不该救的标准并不是人的好坏，而是：强弱。
金家爷俩是弱者，他就得救。金翠莲见面讲了自己的身世，包括给郑屠做妾，她没撒谎，鲁智深对这也不反感，习以为常。在鲁智深眼里，金家爷俩是弱者，是不是好人不重要，不是坏人就行，这就可以帮。
什么是好人？不做坏事的人就是好人。这是我的标准。要求很低，但这对我来讲是原则问题。要求一定要低，因为越是缺德的人、越是坏人，他对别人的要求就越高。越是对别人要求的高，对自己的要求就越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用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的人，一定是。
鲁智深对别人的要求一直不高。看金家父女是弱势群体，挺可怜，也干不出啥坏事，即判断为可以帮。没有在道德品质上去苛求别人，这是鲁智深的闪光点。换成键盘侠：你怎么能给人家当小妾呢？你不高尚啊，你活该，我不能帮你，哈哈哈，我是高尚的......这不就成了嘛。
鲁智深为了金家爷俩丢了官职，流落江湖。英雄好汉办事，不能用值得不值得去衡量。就像江南七怪为了赌约在大漠教育郭靖18年一样，这七个人牺牲的是一生，怎么计算？计算了，就不是好汉。而后来金家爷俩掩护鲁智深，也做到了小民力所能及的，在情感上有回馈，对于鲁智深而言，还是值得。
怎样理解“在凉薄的世界深情的活着”这句话
世界是“凉薄”的，但更是“深情”的。
在人生的世界里，有雨雪风霜，但也有鸟语花香。正如一年有四季，你喜欢春花秋月，但也须经历酷暑严寒，那样的人生才是丰富多彩的。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当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时，其实别人也在用同样的眼光在看你。纵然在坎坷的逆境之中，如果换一种思维去看待所经历的一切，那何尝不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或许，呈现在你面前的世界仍然是多彩而深情的。
最后，我用艾青的一句诗作为回答的结束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图片来自网络)
如何判断一个女生好不好追
先看你能不能吸引她，用什么吸引?怎么吸引?这些问题解决了，好不好追也解决了。
《枫桥夜泊》表达了诗人什么样的心情
《枫桥夜泊》表达了诗人怎样的心情？
唐朝天宝十二年，张继考取了进士。天宝十四年一月，暴发了安史之乱。天宝十五年六月，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当时江南一带政局要稳定一些，一些文人学士纷纷逃往江苏、浙江一带避乱。张继就是其中一员。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张继把船停在了苏州城的枫桥边上。在这江南水乡的秋夜里，作者看到当地幽美的景色，凄清的景色引发了诗人羁旅的愁绪。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意境清悠的七言绝句《枫桥夜泊》。其诗如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
月亮偏西，快要落山了。乌鸦哀怨地鸣叫着。寒冷的天气充满了天宇之下的苏州。江边，烂漫着火红的枫树。打鱼的人点着火把，时明时暗。小船上栖息着一个远方来客，孤独凄凉，怎么也不能入眠。
正在为这难眠之夜而苦恼的时候，姑苏城外寒山寺中，传来了夜半的钟声，使得失眠的远客更加没有睡意了。
前面二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罗列岀落月、啼乌、霜天、江枫、渔火等一系列的物象，而江枫、渔火与“愁眠”之人相互对面而存在着。“愁眠”二字，是说忧愁地睡眠，其实它借代了“愁眠的人”。所以，愁眠即是愁眠之人。“落”“啼”“满”“对”等字，给“月”“乌”“霜”“天”“江”“枫”“渔”“火”等字带来动感。是有动有静，一动搭配一静，动静相宜。两句的岀现，描画岀了江浙一带夜晚凄清的气氛，给作者的孤独凄凉的处境制造了和谐的自然环境。
后面二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姑苏城外寒山寺”，就是一个叙述的句子，点明在江南苏浙大环境下作者写作的特写镜头。“客船”是特写中的特写，指明作者在广大环境中所驻足的一个点。“姑苏城”、“寒山寺”、“客船”，三个点，用直线相连，就会成为一个三角形。其中任何两个点为另一个点的参照系。在此诗中，“姑苏城”是为“寒山寺”而用，“寒山寺”是为“客船”而设。“夜半钟声”中，夜半点明时间，钟声给这后二句以灵动的生活气息。“姑苏城”和“寒山寺”的岀现，使此诗具备历史感，而这“客船”给人的感觉则是现实感。人
面对历史和现实，诗人无法选择，只是穷尽心力疲于应付。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现实也没办法改变。所以，此诗反映了作者凄凉悲苦、孤独无助的心情而已！
一人之言，不必认真，欢迎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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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北京城破后，为什么不逃亡南方，而是选择了
崇祯皇帝，也就是明毅宗朱由检，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现代人是不可能确认的。因为就算现代的心理医生，也要通过心理咨询的谈话过程来逐渐掌握病人的真实心理状况。何况古代皇帝远离臣民，其言行举止都受到礼制传统的约束与政治局势的限制，而且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一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史料，大致还原皇帝本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当时人对此的看法。
崇祯十七年初，随着李自成的攻城略地与明朝统治的瓦解，明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认为北京已难以据守，提出了两种要求皇族带头离开北京、另立统治中心的建议：一是皇帝“亲征”南下，二是派遣太子、诸王南下。
提出第二种建议的先后有大学士李建泰、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驸马巩永固等人，这里只讨论第一种。由于这种建议明示要皇帝丢弃二百余年来的首都和一部分官员、及京畿居民，敢于提出的人必然是很少的，目前已知的只有被罢官多年、刚刚恢复官职的翰林官李明睿一人。
《明季遗闻》版记载的分析
李明睿劝毅宗南迁之事本身应该属实，但具体经过就有很多异说。《明季北略》、《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中都有内容详细且相近的对话记录。就笔者所见，成书于约顺治十四年（1657）的邹猗《明季遗闻》是此类记载中最早的也是最详尽的，现摘录如下：
（正月）初三日，上特召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南昌人，公忠练达，以总宪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荐，召起田间。明睿初欲劝上西迁长安，……比闻贼入关，念只有南迁一策，可以图存，转危为安。
至是召对德政殿，上问御寇急策。明睿请屏左右密陈，趋近御案，与御衣接，言：『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长虑却顾，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上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
李明睿要求屏退左右，到皇帝身边提出南迁之策。毅宗以未明天意为辞，李明睿建议皇帝速速决断。
上四顾无人，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此意决矣。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
按《明季遗闻》的记述，毅宗早有南迁之意，只是需要人“赞襄”，还得考虑“外边诸臣”是否反对。还要说明一点，既然此时“四处无人”，则对话只有毅宗与李明睿两个人知道，若非杜撰，则最初的记述者只能是李明睿了。
接着毅宗又询问如何南下，李明睿称应从山东陆路微服南行。毅宗表示此事不可泄露。
上曰：『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睿奏：『臣谋之，臣敢泄之乎？但祈皇上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上曰：『朕知道了』。
之后，毅宗又和李明睿讨论了沿途驻兵、京城留守、兵力来源、赏赐军士等问题。
召对之后，李明睿又公开上疏，提出要皇帝到山东、凤阳等地“亲征”聚集兵马，李自成，而由阁臣魏藻德、方岳贡辅佐太子留守北京。毅宗表示“上深许之”，将其交由兵部商议，招来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的，认为“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又上疏为自己辩护。毅宗大怒：
上时简阅，嘿然，即召光时亨入，面诘曰：『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又曰：『光时亨阻朕南行，本应处斩，姑饶这遭！』然而南迁之议寝矣。
按《明季遗闻》的记述，毅宗对光时亨阻止自己南下十分愤怒，对其当面斥责，还表示光时亨阻挠了自己南行。但关于这一点，甲申之变的两个亲历者，左谕德杨士聪与锦衣卫指挥王世德都有不同意见。
（经过整修的南京城墙神策门。明末有些人认为二百多年前明太祖所定都的南京，可以为朝廷在南方提供一个庇护所。）
当时人的质疑
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称据阁臣观察，毅宗得到有关南迁的建议后“反复观之，色甚怒，稍间渐平”，将其搁置，并没有下发给兵部讨论，也“未尝奉有明旨”即皇帝表态。这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后文将有讨论。但杨士聪干脆认为光时亨李明睿一事不存在，就明显是误记了。
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认为毅宗既没有面斥光时亨，也没有说出“阻朕南行”的话来。其实面斥是有的，“阻朕南行”则的确不存在。阁臣蒋德璟对此事记载如下：
二十三日召对，上于总宪李公邦华密奏内云：“辅臣知而未敢言，其试问之。”上指问何事？演对少詹项煜议单。上即简阅，默然。璟云：“廷议俱言东宫宜往南监国。”上不应。
而科臣光时亨参李明睿南迁为邪说，上不悦，即召入面诘曰：“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遂无敢言者。（蒋德璟《慤书》卷12甲申正月《回奏会议各单》）
蒋德璟就是当时的在场者，他的证词应该是最为可靠的。皇帝对李邦华等人的太子南下之议没有反应，对李明睿的亲征说也没有表示支持，统统宣布为“邪说”。试想一下，如果毅宗真的说出“阻朕南行”的话，其南行之意已非常明显，岂能没有人揣摩上意，再出来鼓吹一番“亲征”？其实光时亨一言的作用并谈不到很大的作用，就如杨士聪在其书中所说，“先帝果意在必行，岂一给事中所能阻乎？”真正使得群臣“无敢言者”的，是毅宗拒绝回应、斥其为“邪说”的态度。
事实上，《明季遗闻》及记载显然出自同一系统的《平寇志》、《明季北略》等书对毅宗召对李明睿的记载细节都过于细致，而又找不到李明睿本人的言辞为佐证，本身就值得怀疑。在清初的另一部记载崇祯朝事的书籍《烬宫遗录》里，有一段简单得多的描写：
甲申正月三日，召对左中允李明睿于德政殿。明睿请屏左右，趋近御案，与御衣接言良久。上退还宫，赐宴文昭阁，又赐茶，再召进。上言：“所奏事即欲行之。”漏下二鼓，命明睿出宫，大约为南迁计也。
《烬宫遗录》没有提及毅宗与李明睿的秘密谈话内容，只描写出其机密之状，作为第三者视角的观察结果更为可信。其内容则完全见于《明季遗闻》中。很可能《明季遗闻》系统的故事，就来自对《烬宫遗录》这样简单描写的大幅度扩写，而扩写之中就加入了作者对毅宗态度的想象。
对大臣的猜疑
崇祯十六年进士李长祥的《天问阁集》卷上《李邦华传》中，也提到了李明睿建议南迁之事，经过叙述很简略，却用大篇幅揣测了皇帝与大臣的心理活动。
会中允李明睿倡南迁议，科臣光时亨斥止之，举朝因大哗无定见，帝亦卒无言。
按群臣上皇太子、二王议，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迁议，帝意颇动。或曰：南迁帝原有其意，勋戚有知之者，故帝当都城危殆，猝谕刘文炳、巩永固各带家健丁来，两人各顾家人，谓：“必帝之猝南迁。”盖揣帝之意于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犹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虑驾行属其留守，或驾行后京师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无人决策。故京师曾喧传宫中打点南行服御事。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迨贼偪，诸议皆不暇及，皆寝。
李长祥与邹猗同样认为毅宗有意南迁，而且明确提出毅宗希望让大臣先提议南迁。他讲的话确实看起来有些道理，但毕竟都是个人的猜测。实际上毅宗传召刘、巩二人是想让他们护送太子出城。
在清初史家戴笠、吴殳的《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进一步对当时的首辅陈演加以指责：
盖上意实欲南迁，陈演泄之，科臣光时亨露章谏阻，上不悦。召阁臣，独舍演。演不安，求去，与蒋德璟俱罢，不敢岀城。都中人士云：“时亨受闯贼密旨，为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卷17）
这里李明睿的话是秘密的，只是被陈演“泄露”了之后，才被光时亨抢先，带歪了方向。看起来陈演的罪行就更大了。但这件事又与其它记载至少有两处。
一则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中记李明睿在东阁会议时，便公开披露了自己的南迁之议：
明睿见众论狐疑，未有所定，奋曰：“易云：‘利用为依迁国。’《尚书·盘庚》皆言迁事。唐以再迁而再复，宋以一迁而南渡，诸君何所疑而讳言迁乎？”朝士见其论，错愕未有应者，惟少詹事项煜请以太子监军往南中，与邦华之计颇合。（《虞渊沉下》）
李明睿是吴伟业的会试房师，吴伟业文集中有多首写给李明睿的诗，可见两人关系密切。吴伟业记李明睿的行动，应有所据。此处记载也与李长祥《天问阁集》所谓“李明睿倡南迁议”相合，因与皇帝密议并不是“倡”，公开提议方可称之为“倡”。此外，吴伟业此书恰恰没有描写李明睿的南迁之议起初如何受到皇帝青睐，但他入清后与李明睿关系不错，并没有隐藏其房师政治“功绩”的理由。这也是笔者对《明季遗闻》系统的叙事表示怀疑的理由之一。
二则钱谦益为李邦华作神道碑时，也提到了陈演泄露一事，但泄露的内容却是李邦华的提议：
先帝袖公疏，绕殿巡行，且读且叹。疏稿衔袖，袖已覆出，纸牍漫烂，犹不去手。密谕阁臣陈演、宪臣言是，演颇泄其语，既而群臣争疏南迁，台臣争言诋谰，上恚且恨，公二疏并阁不行。（《牧斋有学集》卷34《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李公神道碑》）
钱谦益是李邦华的晚辈朋友，受其家人所托作碑传，记事也当有所本。把吴伟业和钱谦益的记述结合起来，可知李明睿在被光时亨之前，曾当众提出自己的建议，与陈演的“泄露”无关； 而李邦华的后人则认为陈演泄露的是李邦华的密疏，无论泄露之事有无，李明睿版本的泄露事件都可能是传说被移花接木的结果。与此类似，《怀陵流寇始终录》中也有对魏藻德麻木不仁、不敢负责的记载。清初人对崇祯末年的陈、魏二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因此将南迁建议未获采纳。
另外，此前《明季遗闻》中有毅宗叮嘱李明睿不可的话，但李明睿后来却自行上疏提出此议，这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但抛开《明季遗闻》的记载，李明睿可能根本没受到过毅宗这样的叮嘱，自然也谈不上什么了。
结语
有关李明睿劝毅宗亲征之事，虽然事实经过很简单，但在各类明季史籍中存在大量的细节异说。
李明睿到底和毅宗说了些什么？现存《明季遗闻》系统谈秘密对话却不交代出处，且有更可信出处的蒋德璟《慤书》、吴伟业《绥寇纪略》相比多有不实之处，其可信性是值得怀疑的。
毅宗是否对亲征说表示兴趣？从现有史料来看，毅宗并未表态支持。清初史家企图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证明毅宗曾有意向，但毅宗以皇帝的身份，若真对此有意向，所留下的痕迹应当不只是“蛛丝马迹”的水平才对。
当时的大臣、言官是否阻挠此事？实际上所谓“亲征”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光时亨拦阻此事非常正常。对毅宗颇为敬仰的锦衣卫指挥王世德，也批评李明睿之举是“书生之见”，认为不但北京会不攻自破，闯军也将出动骑兵追击毅宗御驾，难以防御。光时亨后来降顺又被杀，其悲惨结局与弘光朝党争有关，但被赋予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则是出于后人的偏执观念。实际上无论亲征计划实施起来有难度，就算能够实施，也根本无法保证明朝能够像南宋一样延续。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让明朝延续下去，那大概与个人史观有关，但并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光时亨就是桐城人，属于南人，而曾提出太子南迁的李建泰、范景文等人又都是北方人，“南人主南迁、北人反对”之说在这件事上是不能成立的。
至于陈演泄露一事，应该和李明睿亲征之议无关，只是出于明遗民对他的憎恶之情编造的情节而已。明末史料庞杂与充满各种先入之见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也体现的很明显。
